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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度环境建设重塑工业基础性地位

ainet.cn   2021年03月15日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工业结构调整中,由于工业生产要素成本上涨、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价值链升级困难、产能过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加之金融、房地产等快速发展的挤压效应,导致工业投资、收益和比重下滑,“去工业化”加速,工业地位相对弱化,经济出现“脱实向虚”趋势。

  “去工业化”一般用于描述一国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与状态。上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依托其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重点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并造成“去工业化”,这符合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即便如此,美国次贷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之后,同“去工业化”相伴随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问题依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

  对于我国而言,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实施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虽然成功度过了金融危机,却也使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在其后的工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又由于工业生产要素成本上涨、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价值链升级困难、产能过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加之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挤压效应,导致工业投资、收益和比重下滑,“去工业化”加速,工业地位相对弱化,经济出现“脱实向虚”趋势。基于此,在全社会凝聚发展共识,提高对工业经济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的认识,形成重视工业、建设工业和保护工业的氛围,保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提高工业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去工业化”易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从国际实践比较角度看,美国70年代抛弃了布林顿森林协议,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超发,经济“脱实向虚”,走上了所谓“去工业化”之路。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去工业化”,它仍牢牢控制着高端产业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只是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和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体系的过程。尽管如此,产业转移客观上仍造成了其国内的“产业空心化”与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了美国经济及社会的矛盾并最终引致金融危机。后金融危机时代,为加强对产业控制,提高工业竞争力,应对化解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德国高度重视工业经济,及时遏制住“去工业化”,工业经济比重保持了较高水平,增长动能与经济稳定性较强,成功抵御化解了金融危机;为在未来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德国未雨绸缪,提出工业4.0。

  另有相关研究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等高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比重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长期持续增长;而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则因过早地开始了“去工业化”,导致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人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缓慢,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但由于发展不平衡,工业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我国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之后,制造业实际比重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呈现下降趋势,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去工业化”易扭曲服务价效关系

  从工业服务业关联角度看,一般而言,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传统服务业而低于生产性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比重的快速上升会产生服务业高价格同其低效率不相匹配的情况,导致落入“服务业低效率陷阱”。此时,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发挥,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部门代替高生产率工业部门,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造成消极影响,进而拖累经济的长期增长。

  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依托于高度发达的工业,衍生出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并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工业支撑能力有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中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此时盲目推动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将导致传统服务业规模扩张,从而“拉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引致更明显的服务业价格与效率错配,形成市场扭曲现象,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为逆转这一趋势,推动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作应将重点置于鼓励引导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而为工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服务配套,进一步提高工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其实质仍是发挥工业在经济中的主导性作用,从而抑制服务业价格与效率的扭曲。

  “去工业化”易埋下经济危机隐患

  从虚实经济互动角度看,虚拟经济的根本职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其发展离不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做大做强。从国际经验看,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有助于优化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但虚拟经济不仅可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可以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循环、自生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生发展时,虚拟经济的短期投资回报率可能会高于实体经济,这一方面会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会产生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所引发的“泡沫”,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看,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5.6%增至2019年7.8%(2015年曾达到8.5%),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5.1%增至2019年的7.0%,我国的虚拟经济比重甚至已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增速过快、占比过高的问题。未来发展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职能,其增长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严格控制金融规模和杠杆率,扼制钱生钱过度逐利行为,否则也会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引发过大的资产“泡沫”,危及国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正确认识工业地位营造良好的工业发展制度环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助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摆脱传统产业发展路径,避免陷入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走出一条有我国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需要破除“去工业化”迷思,在借鉴学习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以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检验,形成对工业地位的正确认知。

  从历史上来看,工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和核心,是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是现代国家实现富强的决定性因素。从英国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工业发展经历了以蒸汽机发明和机器应用为标志的机械化时代,以发电机发明和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电气化时代,和现在的以计算机发明和互联网应用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伴随产生了工业化时代与工业文明。迄今为止,人类物质财富主要是工业化时代所创造的,人类生产和生活都不能离开工业产品及其所积蓄的物质财富。当下,我们正处在高度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本质是工业社会的高级形态,工业创造物质财富的使命仍远未完成。即使最发达的美国,也只是把低端产业和加工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其本身仍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品消费市场;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工业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即将迎来新的飞跃,各主要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工业4.0”或类似的工业强化计划,此时推进“去工业化”无异于经济自杀。

  从国内情况看,工业发展仍是我国经济乃至国家实力的基石,赶超国际先进工业水平仍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使我国摆脱了贫穷落后,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工业大国,综合实力走在了世界前列;工业显著地提高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工业支撑了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实现,从根本上提升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工业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的最大底气所在;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所面临的各项重大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更加强大的工业能力。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工业的优势主要在规模、成本、价格方面,同发达国家工业素质差距的基本性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是难以通过人为压缩一些产业和扶持一些新产业就可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工业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方向,工业及其服务业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保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尤其制造业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仍是富民强国的根本之策,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重塑工业基础性地位,营造工业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已刻不容缓。与发达国家工业相比,我国工业综合素质整体差距仍在,尤其在工业文化、工业生态方面差距更为明显:发达国家工业化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的,形成了成熟的工业文化、工业文明和工业生态;而我国大规模工业化仅有几十年时间,多数地区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现代工业文明基础,工业生态和治理模式还不成熟,因此更要加强制度环境建设,营造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重塑工业核心地位。

  具体措施方面,一是要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推进企业降成本攻坚计划。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以国际平均水平为目标,开列清单逐项落实,采取强力措施,倒逼改革,以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的根本福祉为取向,打破利益羁绊,坚决把工业企业运行成本降下来。二是要重新审视工业政策导向,重视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基础性作用。工业转型升级不可急于求成,要在巩固中低端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发展高端产业,着力引导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形成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高中低搭配的产业格局,减轻制造业外流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冲击。三要探索技术创新期的制度规范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对工业企业的赋能进程。加快探索与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业制度规范,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企业中快速应用,以“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为导向,以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为目标,力图以企业自愿的形式,在不过度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下推动工业数字化建设。四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制度建设长效机制,要全面系统梳理总结我国工业发展历程、方针政策、经验教训,形成《工业发展白皮书》,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工业经济发展方向;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培训,宣传普及工业知识,弘扬工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工业、建设工业、保护工业的良好生态;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工业价值观,形成中国化的工业文明,助力打造一大批百年企业。

  杨志伟 河北省纪委一级巡视员 河北省工信厅原总工程师

  本文发表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2021年2/3月合刊总第32期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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